美国知名作家巴雷特·斯旺森(Barrett Swanson)在《哈泼斯》(Harper's Magazine)杂志发表长文，详细地描述了他深入TikTok网红产业的体验，通过与这些年轻的孩子的共同生活，他对于这一产业和这个注意力稀缺时代所带来的人的空虚感到焦虑。以下是原文翻译。
“瘟疫之年”年末，洛杉矶的中午，我躺在一栋豪华的三层豪宅的天井里，看着一帮十几岁的男孩表演流行的TikTok舞蹈。
这五个男孩在按摩浴缸和游泳池附近排成整齐的三角队形，对着一盏环形灯微笑，灯的中心贴着一部智能手机，记录着他们的动作。
这些男孩有那种十几岁少年的可爱，由于他们的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他们的新陈代谢非常旺盛，因此几乎所有时间都不穿上衣，显示出树木或灰狗的瘦弱体型。或者，有一个大男孩，显示出一个真正大昆虫般轮廓鲜明的肌肉组织。
他们咬着下嘴唇，他们的表情是......对不起，没有其他方式来描述他们——前戏。
TikTok已成为地球上最受欢迎的视频共享应用程序，上面走红的舞蹈往往很容易被复制，舞蹈编排非常简单，而且，无意冒犯这里的男孩有点俗气和蹩脚，就好像整个艺术形式是基于手舞足蹈或马卡丽娜舞(Macarena)。
例如，当主唱唱出 “喉咙婴儿bay-bee(throat bay-bee)！”时，每个男孩都用手做出摇篮的样子，就像对一个不听话的婴儿表达“嘘”一样。然后在下一句歌词"我试着在你身上打滚"中，每个人都转到一边，以长耳大野兔般的“优雅姿态“在空中哼唱。
这些男孩穿着杂乱无章的连帽衫和知名的运动鞋，他们是洛杉矶最流行的合住屋“男孩俱乐部”(Clubhouse FTB，或Clubhouse For the Boys)的成员。
合作屋也被称为 “内容屋”或 “TikTok豪宅”，是青少年和20岁出头的年轻人共同生活和工作的怪诞奢华的住所，她/他们试图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获得病毒式的名声。
去年春天的某个时候，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做面包或看意大利人唱歌的视频时，这些房子开始以令人印象深刻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激增，以至于一个偶然的观察者甚至都记不住，比如炒作屋(Hype House)、滴落屋(Drip House)，和一个叫“谷中女孩”(Girls in the Valley)的房子。还有有针对游戏玩家的来自同名游戏战队的FaZe屋(FaZe House)和针对流浪者的奥尔索斯(Alt Haus)，还有一个叫字节屋(Byte House)的，这是英国第一个这类的机构。
也许最容易辨认的是摇摆屋(Sway House)，租户是一群蓬头垢面的兄弟，他们的内容主要是举重和假装与智能手机摄像头做爱。从本质上讲，他们是Z世代的成功而出名的群体，充满了坏男孩的滑稽动作和悬空的、带十字架的耳环。（译者注：Z世代特指在1990年代末叶至2000年代中叶出生的人。）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一直呆在”男孩俱乐部“的网红中间，忍受着一阵阵的黄段子，不停喝白爪(White Claw)酒，这是那种你很可能在兄弟会或狩猎俱乐部里找到的虚假的男性友情。
在这所豪宅餐厅的白板上列举的各种俱乐部规则中，有一些醒目的禁令，比如要求在上午10点前起床，周日至周四不能喝酒，每天上午11:30举行俱乐部会议，以及 “在邀请客人之前完成品牌推广”。
与其他一些房屋不同，俱乐部并不是由网红自己拥有和经营，而是由外部投资者监督的。作为每周在俱乐部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三到五个视频的交换条件，男孩们可以得到免费的食宿，以及根据他们的 “相关性”所能得到的任何品牌赞助。
巴伦·肖(Baron Scho)在工作休息时告诉我：“当疫情来袭时，我当时想，好吧，我要在TikTok上出名。”
巴伦当时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学习一种叫做 “海运商业”的东西（想想：港口航运；想想：驳船），开始每天发布四、五次自己的视频。
尽管他的表演背景只是单调的光线昏暗的浴室和爆米花天花板，但他的舞步既吸引人又有感染力，赢得了TikTok几位大V的赞誉。然后他跳了一段美国嘻哈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Travis Scott)的 "Out West"，之后事情就变得很疯狂。
现在，他的粉丝数已经接近一百万，他认为随着即将到来的品牌赞助，他也许可以开始有 “每周七千美元的收入”。
克里斯托弗·罗梅罗(Christopher Romero)，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孔的19岁少年，告诉我他 “真的是从没人听说过小地方来的”，他指的是科罗拉多州的格里利。
有一天放学后，他对电子游戏感到厌烦，感到有点孤独，决定点开一个叫YouNow的软件，那是一个用户可以直播的广播服务，“我只是谈论我的一天，可能只有五个观众。我记得有一分钟的时间，观众数稳定在五人。”
在几周内，他有了一个忠实的大约两万名观众组成粉丝群体。他说：“兄弟，不开玩笑，当我睡着的时候，也有大约两千名观众看我睡觉。”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爆红。直到有一天，他和妈妈在逛沃尔玛，在平价T恤衫、大包Bounty纸巾和Rolaids抗酸药之间，一群女孩尖叫着和他搭讪，想要和他自拍。
可以料想的是，他的母亲被这个情况弄得晕头转向。她说，‘为什么这些女孩会激动？为什么她们想和你拍照？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我就告诉她，‘我一直在这个软件上搞直播。’”
现在，在泳池甲板上，男孩们以拉布拉多犬般的热情打打闹闹，嬉闹着互相捶打对方的肩膀，然后又像小孩一样傻笑着退开。当一个男孩被追赶时，他喊道：“哟，兄弟，兄弟！我是在逗你呢！我开玩笑的！”
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滑稽表演中，几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像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幽灵一样漂浮在他们中间，当他们在Instagram发帖时，我在天井边缘徘徊。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像任何地方的大学男生，除了他们住在一个七千平方英尺的豪宅里，这个住宅的价值大约是800万美元，租金是每月3万5千美元。必须说，这比我作为终生制大学教授一年的收入的一半还要多。
泳池甲板上可以看到比佛利山庄(Beverly Hills)起伏不平的地形，松树尖顶刻在远方。如果不是因为笼罩加州的野火所产生的有毒烟雾，这一切似乎都是田园风光，但烟雾让天空呈现出一种灾难电影似的不祥之感。美国西海岸在燃烧，每天有5万名美国人感染肺炎病毒，而经济正日益接近极速衰退，在这种世界末日的背景下，看着这些孩子们蹦蹦跳跳、旋转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会让你想起了尼禄皇帝和他的小提琴。
当我问男孩们是否对国家的现状感到担忧时，他们揉揉鼻子，从手机上抬起头来。一个人说：“什么？不，兄弟，事情每年都在变好。”（译者注：尼禄Nero，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传闻其在罗马被焚时拉小提琴，但历史学家认为该传闻没有事实依据）
根据2019年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如果有机会，大约54%的13至38岁的美国人想成为网红。高达23%的人认为，她/他们已经是了。网红曾经是像帕里斯·希尔顿和金·卡戴珊)这样的女富二代的势力范围，但现在似乎已经完全民主化了，使每个无所畏惧的无名盖茨都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富豪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
或者正如一位合作屋的媒体联络人对我说的那样：“这是新的A咖名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你可以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独自在你的卧室里，也能在一夜之间得到一百万的粉丝。这真是太疯狂了。之前想都不敢想，在世界历史上，财富、名声、地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以实现的。”
阿米尔·本·约哈南(Amir Ben-Yohanan)是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房地产大亨，他这样描述合作屋行业的状况，“这几乎让我想起了美国的旧时代，当时人们骑上马和马车，去西部淘金。一切都是未知的领域，人们到了加州和科罗拉多州，标记了自己的领土，并说：‘这是我的’。她/他们开始挖掘，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有些人没有成功，那里完全没有监管......我突然发现，社交媒体市场很像狂野的西部。有很多孩子到处跑，而这些行为没有任何模式。很多人刚从大学辍学，身无分文来到这里，希望成为一个网红。”
普通大学毕业生一年能赚到5万美元，而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网红一个月就能赚到这么多。在几乎所有其他行业都在萎缩甚至消失的时候，网红营销行业预计到2022年将价值150亿美元，目前约占全球广告总支出的15%。
事实上，网红经济似乎已经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领域，好莱坞因Instagram网红的大量粉丝而拍摄她/他们，流行歌手则寻求TikTok网红合作以求获得病毒式传播。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网红与其说是名人，不如说是新激情经济中的劳动者原型，是对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何方的一种闪亮的预感。
如果合作屋的业主不仅仅从这些年轻人身上获利（俱乐部从她/他们的收入中抽取20%），也许她/他们也在指导这些年轻人适应这个系统的严格要求，使其为这个新世界将加之于这些年轻人的精神要求做好准备。
“我们真的把自己看作是一所网红大学，”俱乐部的共同所有者之一克里斯蒂安·杨(Christian Young)告诉我。
尽管把合作屋比作大学似乎很奇怪，但这个类比在整个周末被重复了很多次，让我怀疑它是否被编入了企业的使命宣言或其企业宣传史册中。在我访问的后期，21岁的人才管理副总裁切斯·兹韦内曼会告诉我：“我们真地认为自己像网红学教授一样。”
如果这还不够，在俱乐部的支持下，有三个TikTok屋，每个屋子显然都对应着不同的“学术”水平。字节俱乐部（“研究生院”）是为“我们更有经验的网红们”准备的。如果这句话让你联想到老年人以暗示性姿势自拍的画面，请知道 “经验丰富的网红”只是指那些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从而达到22或23岁成熟年龄的人。在此以下是男孩俱乐部，显然是作为“本科生”的课程。最后是无内容俱乐部(Not a Content House)，是俱乐部中的高中，旨在吸引更年轻的人群。
如果这个类比的反复使用让我感到害怕，那也许是因为自己在做大学教授的工作，我一直认为这个职业与这些力量是对立的。在过去的13年里，我教授了一门名为 “生活在数字时代”的课程，这门课程调动了人文学科的技术（批判性思维、道德沉思和信息素养）来审视这些社交网络所传播的人格版本。
偶尔，学生们的洞察力也能与《死亡诗社》中的片段相媲美。有一次，一个学生感叹道：“等等，所以在社交媒体上，我几乎就是产品。”
但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因为我每周只带她/他们三个小时，其余时间学生们都泡在个性化算法的按摩浴缸里。
作为一个有着丘吉尔式抑郁症的人，我很容易将其与校园里普遍存在的不安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的电子邮件，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安抚那些因焦虑而过度紧张的学生——关于成绩，关于她/他们潜在的市场能力，关于她/他们的Instagram粉丝。
例如，上个学期，在一节关于创造性非虚构的课上，我的26个学生中有24个写了自我伤害或自杀的想法。其中的一些人曾因焦虑或抑郁而住院，我的办公时间现在不再是讨论课程概念的场合——比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叙事角色，或琼·迪迪安(Joan Didion)对图像的使用，而是事实上的咨询课程。
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很快乐、精神状态很稳定的学生（穿着Abercrombie的衣服，带着铅笔盒和完美的计划表）也在课堂上表现出令人不安的行为：上课时不停地吃零食，表现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压抑程度。校园里的情感支持服务动物的数量激增。似乎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牵着一只狗，如果你在我们还在上面授课程的时候走进我的讲堂，你可能会认为我的课程是服从性训练或狗狗公园礼仪的美德。
虽然提到这一点似乎很老套，但学生们都不可避免地（强迫性地）使用自己的手机。
我的学生关注这些网红的账户，这让我对网红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好奇。随着我的大学的入学人数持续降低，我的两个前学生发邮件说她/他们要从大学辍学并搬到洛杉矶，我在去年夏天花了很多时间给宣传人员打电话，想看看全国的年轻人都去了哪里。
我很快发现，网红行业已经成为与疫情有关的愤怒的一个发泄玩具，《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将这些创作者描述为无可救药的狄奥尼西人般的自我放纵的人。特别是俱乐部已经成为一个重复举报的目标。她/他们在比佛利山庄的几个邻居，向当地警察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尽管有隔离措施，字节俱乐部还是举办了一个 “超过一百人”的聚会，汽车堵塞了街道两边，甚至停在几个邻居的车道上。
所有这些都让我有理由期待，宣传人员会对媒体的询问保持警惕，更不用说我所提到的那种身临其境、飞檐走壁的那种报道了。因此，我有些惊讶地发现，在8月的一个早晨，我的收件箱顶部有一封来自俱乐部的电子邮件。由于我无法解释的原因，它们的宣传人员奇怪地接受了这个想法。
这些宣传人员想知道我会待多久，什么时候能出来。她/他们似乎认为，我想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网红。这些人说，孩子们会非常乐意帮助我建立一个账户。她/他们说：“另外，如果你让三个网红在帖子里给你打上标签，到周末你就可以有50万粉丝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回到 “男孩俱乐部”时，他们正瘫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昏昏沉沉地啜饮着刚刚煮好的杯面。显然，昨晚他们去了Saddle Ranch（日落大道上的一家餐厅），那里已经成为网红的热点——他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因此现在严重宿醉。
巴伦说：“巴雷特，昨晚太喜剧了。四个不认识的女孩在凌晨两点半来到这里，接下来你知道的就是，她们在我们的热水浴缸里赤裸上身，这四个女孩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
巴伦开始看着媒体联络员切斯，问道：“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些狗屁事情吗？这样做行吗？”
当我看向切斯时，他正拿着一杯浓缩咖啡和碟子，回过头来盯着巴伦，眼神中充满了枯萎的冷漠，他就像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画像中的那些沙尘暴农民。
除了我对巴伦的说法有其他看法之外，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些人对与记者互动的准备是多么的不足。尽管克里斯蒂安·杨声称俱乐部是一所 “网红大学“，但在我到达的几分钟内，很明显，这些人不知道她/他们应该在采访时或采访外说些什么，或者如果对某个问题感到不舒服，她/他们可以拒绝评论。
我想到，俱乐部的管理层实际上很少关心这些孩子的长期命运。毕竟，有足够的供应量可以替换，即不断涌入洛杉矶的有资质的年轻人。这些孩子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能真正在这个行业中取得成功；其余的人，阿米尔告诉我，最终都会 “循环往复”。
这些男孩们情况的不稳定性，促使我向他们提出以下不友好的问题。
他们对推迟上大学是否有任何戒心？
“操蛋的大学！”克里斯托弗说。“上大学可以以后再说。我总是可以在30岁的时候去上大学，所以我只是要乘着这个浪潮度过这段时间。看看这座屋子会把我带到哪里。”
巴伦也同意：“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完成大学学业。我可能会，但如果我没有而现在的选择成功了，那么其他我都能搞到。“
我发现，反大学的情绪在网红中很盛行。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黛西·基奇，放弃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橄榄球奖学金，在洛杉矶追逐星光。而在男孩俱乐部，戴戴·威尔逊和萨姆·德兹也放弃了大学，尽管两人都获得了顶级学术机构的运动队名额——戴戴获得了南加州大学篮球队的资格，萨姆则入选了奥本大学足球队。
也许这个决定的风险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些男孩如此急切地向我保证他们有长期创意的资本。其中一个网红布兰登·韦斯滕伯格告诉我：“人们没有意识到进入这个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承诺，你要像日复一日做这个。”
起初，我同情他让人枯萎的疲劳，直到我想起，嗯，所有的工作都要求你每天都承诺做事情。“这很累人，”他继续说，“它看起来并不累，比如一个15秒的小视频，但你得思考概念，在你起身去做视频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在布兰登的肩膀上方，在厨房对面的一个小餐饮区，男孩们把他们的各种工作想法放在白板上。其中有以下内容：
篮球挑战赛沙漠视频恶作剧跳伞烤肉燕尾服浴袍室友控制我的一天捉迷藏
布兰登继续说：“这就像每天醒来，想出一个学校的项目，就像你试图给你的老师留下深刻印象。你想给每个看视频的人留下好印象，你希望每个人都喜欢它。你不想发布任何不代表你的东西，如果社会的标准是我们，作为天选之人，作为好看的孩子或者不管其他什么，作为新的娱乐，那么就有标准。你发布的所有内容都必须令人喜欢。”
没有比TikTok的 “创造者市场”更清楚的证明了，在这里，品牌商可以像浏览杰克鲁(J.Crew)的毛衣一样，轻而易举地在年轻人的目录中购物。该市场列出了网红最相关的统计数据，允许品牌商搜索任何数量的规格——国家、主题、受众年龄、平均浏览量等。
例如，如果我想在我的活动中加入一个叫梅根·麦卡锡(Meghan McCarthy)的网红，我就会知道她有370万粉丝，她的帖子平均获得了61.5万观众，这些人中有58%生活在美国，其中约80%是女性。因为这些孩子知道，品牌正在寻求尽可能广泛的曝光，她/他们有很好的经济动机，以符合这一规格的方式表现自己。
当我让男孩们说说他们从品牌那里得到的钱的数量时，他们使用了 “夸张”和 “绝对荒谬”这样的字眼。
例如，克里斯托弗·罗梅罗刚刚为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名为Raising Cane's的鸡肉专营店拍摄了一段TikTok视频，他和他的女朋友玛蒂分别得到了1万4千美元和6万美元。该视频没有风格化的烟火表演，也没有复杂的洛可可式芭蕾舞。相反，这对情侣做了那种可爱的电影《小姐与流浪汉》式的事情，他们各自开始咀嚼鸡肉的一端，直到她/他们在中间接吻。
关于这个品牌交易，克里斯托弗说：“我显然很感激，但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很疯狂。就像，哟，这是一个十秒钟的视频，而你想给我多少钱？而Raising Cane's本身已经是一个大品牌了——每个人都知道它有多好，所以我在想，比如说，你们为什么需要这个？”
吉奥·瓦伦西亚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因为你是一个行走的广告牌。”
“是这样吗？”我问，“你是这样感觉的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行走的博物馆，兄弟。就像我们去商场，我们走进去，人们只是盯着我们看——悄悄地拍视频——就像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行走的艺术品。我有时候会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购物呀。”
“你想加入TikTok吗？”吉奥问道，在那天早上中午之前的某个时候。他说这话时，声音温和，就像公爵邀请家庭教师跳舞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想知道他是否会伸出手来拉我的手。
他说：“这只是一种乐趣。”
虽然我从未梦想过要求男孩们把我纳入他们的内容，以免我获得最无耻的标签：蹭热度的。但我承认，在洛杉矶之行中，我确实做了一些朦胧的白日梦，自己是不是有可能在俱乐部的视频中做出一些动作，从而赢得数百万TikTok用户的赞誉。
但现在它真的发生了，而且吉奥正在安排巴伦和克里斯托弗帮助实现，我似乎正经历着让脉搏跳个不停的那种惶恐，不禁觉得自己就是个千禧一代。
挤在篮球场上，在烟雾缭绕的天空下，遮住了日光，男孩们开始滚动浏览可能的音乐，试图选择一首易于保留的舞蹈编排的歌曲——我感觉男孩们并没有真正排练过他们的舞蹈。
克里斯托弗在一个时刻上停顿了一下，网红们转到一边，以一个拳击手抵挡头部打击的方式，将紧握的拳头举过脸部，继续盲目地挺动他的臀部，带着淫秽的扭矩和速度。
“那这个怎么样呢？”克里斯托弗说。
“呃”，男孩们知道什么是学术终身制吗？
我解释说，今年我将晋升为副教授，担心我的大学管理部门，由于疫情的流行，在金钱方面变得很吝啬，可能不会对自己的一个教授为了娱乐TikTok的观众而拍一段干柴烈火的视频感到太高兴。但是，这种坦率的担心只引起了这些孩子们的嘲笑——他们对我的职业死亡前景感到高兴，并不断叮嘱我， “就这么做吧”。
最后，克里斯托弗说：“好吧，好吧，这首怎么样？”
我们选择的歌曲是萨达宝贝(Sada Baby)的Whole Lotta Choppas，这是一段流行的音乐，其迷人的低音线让你想到带液压装置的车顶或周六晚上的溜冰场。尽管这些歌词给我的印象是一部厌恶女性的歌剧（“哦，小婊子想骑它/告诉婊子，不要离开她的身体”），相应的舞蹈倒是无害的，与男孩们的其他选择所要求的扭动和猫王级的臀部弹跳相比，显得很温良。
某个年代的读者可能会记得1985年蒂姆·波顿(Tim Burton)的喜剧《荒唐小混蛋奇遇记》中的一个重要场景，其中，名义上的主人公小威在寻找他被盗的自行车时，闯入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摩托车酒吧，调出了Champs乐队的《龙舌兰》(Tequila)。他接着跳上吧台，跳起了小舞，在他的躯干前挥舞两次拳头，然后在背后挥舞两次。
总之，Whole Lotta Choppas的舞蹈本质上是小威的龙舌兰舞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我们小组的第一次尝试中执行编排，并且以我谦虚地认为是巴里什尼科夫式的惊艳表现。
一旦完成了，男孩们就蜷缩在智能手机前面，对我们的滑稽动作不自觉地大笑，就这样，内容创作完成了。“这就是你制作TikTok的方法，”克里斯托弗说。
“哟，我们应该用什么做标题？”吉奥问道。
一些男孩列出了可能的选项，直到戴戴想出了一个主意成了赢家，“《男孩俱乐部新成员：来自哈泼斯的巴雷特》怎么样？“
其他男孩以自发的鼓掌和自我祝贺的方式回应。
戴戴继续说：“你喜欢这样吗？这就是我所说的。这就是我说的！”
其他一些男孩击掌和拍胸脯，好像我们刚刚赢得了全国冠军。
我利用这个夸张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匆匆忙忙地去了洗手间，在那里进行了已经成为标配的社交媒体行为，登录TikTok，等待评论。
自从吉奥上传我们的视频以来，仅仅过去了几分钟，视频已经获得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已经被赞了两千次，这可能比我的写作所得到关注还要多。这种感觉是什么？一种奇怪的曝光和崇拜的混合体，让我觉得自己一半像詹妮弗·安妮斯顿、，一半像舞蹈团体Chippendales的脱衣舞女。
很多早期的评论有一点敌意，有一点讥讽，有点像 “跳舞，猴子，跳舞！“这样的修辞。但我承认，自己对这种关注感到很高兴，并不由自主地感受到立即得到认可的柔和光芒。
当我刷新页面时，我看到一个名为mskatiechilds的用户认为， “来自哈泼斯的巴雷特是个明星”，这条评论被一个新星形状的小表情符号所点缀。现在，通过一个我不会让你在这里看到的胡思乱想的关系网，我开始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为了回应这段视频，克里斯和阿米尔可能会招募我，我不知道，我会成为某种内部网红教授教授或什么，空谈柏拉图和福柯，晚上在炉边朗诵普拉斯和朗费罗。
我在浴室里看到了一个景象，所有网红都像学龄前儿童一样坐在豪宅的地毯上，而我则穿着斜纹软呢，用环形灯照明，我们一起重新想象 “网络影响力”的目的。
如果这让你觉得不合理或荒谬，可以去看看萨瑟兰物理研究所(Sutherlandphys)的TikTok账户，该账户由南加州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克里斯·萨瑟兰(Chris Sutherland)操作，他有200万粉丝，其制作的视频的标题是 《我是那种假装不懂你的问题的教授，这样我就不用回答了》。他甚至有自己的商品系列，以连帽衫和T恤为特色，看起来像大学的服装，并有一个标语，上面写着2020萨瑟兰物理研究所。
这让我想起了阿米尔在周末早些时候告诉我的事情，合作屋现象将成为品牌前进的模式，有一天，所有主要企业都会有自己网红的住所——麦当劳的合作屋、吉普牧马人的合作屋，甚至伟哥的合作屋。其他行业还要多久才能被迫接受这一趋势？还要多久，报纸才会有合作屋？还有多久大学会有自己的网红豪宅，让教授们争夺学生的注意力，将课程材料与悲伤的TikTok舞蹈相融合？
在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下起了灰雨。在房子的远处，男孩们有一个被松树包围的半场（加上一个相邻的推杆高尔夫球场），当一些看不见的扬声器播放J.Cole和Lil Baby时，男孩们正试图安排一些三对三比赛，但没有成功。
在我们打球热身的时候，男孩们终于鼓起勇气问我的年龄，结果变成了像这样的调查：
巴伦（男爵，英文单词相同）：“你多大了？”
我：“你猜呢？”
巴伦：“搞什么！别这样，比尼·巴雷特。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知道吗？怎么了，兄弟？”
吉奥：“二十四？二十五？”（吉奥是个王子）
巴伦（男爵）（一边审视地搓着下巴，一边上下打量我）：“好吧，我看到你看起来更年轻了，因为你的时尚感，比如眼镜和小帽。我看到了。所以我要想象你穿上晚礼服之类的衣服，就像工人的制服一样。”
起初，我以为他说的 “工人的制服”是指无产阶级的衣服，某种褶皱的牛仔连衣裤，比如说，保管员或机械师的风格。但后来我意识到，他自己的收入来源与标准的朝九晚五相差甚远，他所说的 “工人的制服”只是指商人的西装和领带。
他说：“你可能有36岁了。”
这真是个小混蛋。
尽管我们还没有开始玩，但所有的男孩都说了很多废话。
“兄弟们--谁想被我暴扣？” (戴戴)；“我是球场上的爸爸。你们都知道我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巴伦)；“哟，他妈的那个夹子。看看我比你高多少，家人们。”(克里斯托弗)……
我想有趣的是，即使在没有摄像机拍摄的情况下，他们的夸张互喷也在继续。但几分钟后，在我们挑选队伍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无法确定的原因，大多数男孩分散开来，向按摩浴缸和游泳池的方向徘徊，看起来像被蝴蝶分心的左外野手。只有巴伦和我留在球场上。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巴伦赤裸上身，正在运球，他叹了口气，说：“说实话，兄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他们都有多动症。他们已经有四年没上学了，这些人没有责任感，所以他们的大脑都是他妈的一团糟，兄弟......这就像我们一直在通过分队伍取乐一样。”
不管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管你对这些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有什么看法，很明显，他们的享乐主义课程（游艇上的内容、泳池边的内容、白爪子酒的内容）并不包括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要素。
仅举一个例子，在晚餐期间，当一个男孩告诉我他想成为摇滚明星的野心时，巴伦从他的智能手机上抬起头来，不经意地说：“哟，希特勒发明了性爱娃娃。”
“等等，”我说，“这不可能是对的。谁说的？”
“TikTok，兄弟。”
当天晚些时候，一些疯狂的谷歌搜索将显示，这个所谓的纳粹举措，显然被称为博尔赫德(Borghild)项目，说德国军队 ，他们的步兵背包里有可折叠的塑料娃娃，可以充气和使用（可以这么说）来代替拜访妓女。这是一个骗局，早在21世纪初就被轻易地揭穿。显然，在TikTok这个不受监管的荒野上，这种说法重新得到了重视。
除了将TikTok作为一个赚钱的平台外，所有的人似乎都将这个应用程序视为社会和政治的天赐之物。
在整个周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对TikTok进行狂想，仿佛它是持续的草根运动的一个渠道。19岁的布兰登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多关于世界的观点。我没有机会看到每个人对事物的看法。那是什么？只有新闻？Facebook？作为一个孩子，我没有TikTok。我不是一个拥有TikTok的八岁孩子，看到其他人看到的东西。现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发言权，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害怕的东西。”
我回答道：“等等，你认为谁在害怕？”
“政府，”布兰登说。
“你认为政府在害怕？”我问。
“是的，因为在TikTok上我们有声音，”布兰登说，“我们是整个国家的声音。这玩意儿很吓人。“
媒体联络人、自称 “网红教授”的切斯也同意。那天晚些时候，他将告诉我，“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有点幸运地拥有这些渠道，因为我们更多地接触到了真正发生的事情。”
例如，就在几周前，他在家里翻阅手机，作为睡觉前的一种娱乐仪式，这时他偶然发现了 “某种纪录片”，关于美国娱乐业中明显猖獗的撒旦主义。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关于恶魔图腾的详细解读，据说许多导演在他们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中嵌入了这些图腾。
切斯说，“这把我吓坏了，百分百的，因为我在这些娱乐界人士的办公室里看到过这些类型的东西——这些标志和符号，所以看到这部纪录片，并开始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这太疯狂了，兄弟。”
在这一点上，我不慌不忙地询问切斯是否可以拿出他的智能手机，调出有关视频，我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名为 “走出阴影”的视频，它由一个名为 “我不骗你”的账户发布在YouTube上。后来，当我问切斯是否听说过匿名者Q(QAnon)的阴谋时，他说没有，但解释说这个视频一定是真实的，因为 “它在互联网上被删除了多次，这太疯狂了。”
从认识论上讲，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现状：当内容因为公然的错误信息而被删除时，删除本身就被认为是真实性的标志。
撇开男孩们对实际的、经过事实核查的新闻来源的戒心，我想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对TikTok的信任，认为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政治策略。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表现出与Facebook早期使用者一样的令人眩晕的天真，他们对这个平台抱有乌托邦式的希望，认为点击和点赞会体现出真正的民主话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去年夏天提议禁止总部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TikTok（针对中国的错误的地缘政治赌博），使得几乎整个网络都发生了全面的存在性痉挛。
这可能会让你觉得夸张，但只要看看TikTok上回应禁令建议的帖子，就会发现这些孩子拥有一群嗜血的雅各宾派的所有热情和激情。一个用户创造了一个梗图，想象她/他们挥舞着锅来到白宫门口的情景。另一个用户吼道：“她/他们可以从我冰冷的死手里撬出TikTok！”
就连《纽约时报》的技术记者和网红文化的统治者泰勒·洛伦兹也发表了一篇赞美之词，他不仅说， “这个应用程序，已经成为Z世代活动家和有政治头脑的年轻人的信息和组织中心”，而且还说它 “改写了流行榜”，成为 “像美国鹰( American Eagle)、Chipotle和其他品牌，花费数百万美元来接触下一代消费者的地方。”
换句话说，TikTok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富足的其他地方，一个善意和好产品的奥兹（注，绿野仙踪里的神奇国度），一个民主和商业的幸福婚姻。这些赞美之词没有指明TikTok的数据填充和内容压制，更不用说其不太民主的算法，这些男孩似乎从未想过。就好像他们在先发制人地哀悼一个庄严而高贵的国家的消失，即使他们实际居住的国家已经奄奄一息，即将结束。
我不想听起来像一个英语教授或什么，但作为一个英语教授，我不禁想到了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本雅明提出，法西斯政府旨在通过为公民提供审美表达的手段来维持现状，而不对她/他们的生活进行物质上的改革。因此，布兰登认为TikTok的用户已经吓得屁滚尿流的上述政府，正如本雅明所写的，“认为它的救赎是给予大众表达，但没有给予他们权利”。
更重要的是，这些网红声称拥有的任何反文化电压，都会因为她/他们有明确的动机不谈论有争议的事情而失效，以免被品牌抛弃。
布兰登说：“我根本不谈政治，你知道，总是有另一种意见。保持中立总是更好。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上避免政治。不过，除此之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发言权。”
与这些社交媒体网红相处时，有一件事让人很不爽，那就是她/他们都很健谈，很善良，以至于有那么一刻，你不禁觉得她/他们真的喜欢你，喜欢有你在身边。男孩们继续用我在球场上的名字 “贝尼·巴雷特”来称呼我，他们通过与我进行几次复杂的握手来强调这种爱戴，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高中新生。
但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这些网红倾向于用他们对待我的那种拍手叫好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社交圈中的几乎所有人，这源于他们不可阻挡的在线习惯，即恳求他们的观众在他们所有的社交媒体帖子上点赞和留言，这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粉丝所说的话真诚地感兴趣，而是因为这种对他们内容的“参与”，是品牌，也就是他们的金主决定是否给钱的唯一晴雨表。
在那个周末的某个时刻，巴伦会对我说：“哟，巴雷特，兄弟。我需要这篇文章。这将是关于我的吗？我需要那张蓝色支票”。
获得 “蓝色支票”是这一代人的生存验证形式，有点像15世纪中期商人被授予骑士身份的感觉。获得这种蓝色支票需要不断地、经常是极端的自我披露，它鼓励讨人喜欢、对品牌友好，以及愿意顺应自己的受众——这些都没有被提及。因为这些网红在一个要求在公众面前创造自己的系统中工作，所有的身体锻炼都心甘情愿地展示给她/他们的观众。
想一想网红内容的最常见形式：有化妆教程，有锻炼方案，有异类饮食的提示；还有浴室自拍和床上自拍，以及无休止的我刚睡醒的自白。
在某种程度上，合作屋商业模式的基本前提与色情娱乐的模式相差无几。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才、工作人员和管理干部聚集在配备了家具的豪宅里，制作亲密的内容？有趣的是，但也许并不奇怪，许多TikTok的网红，包括俱乐部的一些人，已经从社交媒体过渡到色情业，使用OnlyFans等应用程序为她/他们的用户群发布裸体照片。
这与TikTok是一个真实性平台的说法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矛盾，这似乎很明显。但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更加神秘和复杂。毕竟，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给了他们iPhone和平板电脑——她/他们从来都不知道一个不受匿名虚拟观察的自我。
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 “真实”，很可能不是卢梭和浪漫主义者最先理解的标准定义——真正的、不加修饰的个性的流露，而是 “真实”的意义，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在完美的、无意识的同情下形成的，无论他们的网络追随者对什么令人愉快的、无害的，定义是什么。
在我的旅行中，我想我可以看到这对她/他们造成的伤害，一种苍白的绝望在这些人的脸上闪过。有一次，布兰登走过来说：“可怕的是你永远不知道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我想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在晚上被吞噬的原因。这就像，下一步是什么？我们能让大家高兴多久？多久之后就没有人关心了，如果你的生命一文不值怎么办？”
我关于济慈(Keats)和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讲座，不正是在拼命地排除这种悲伤吗？
尽管看起来很天真，但我成为英语教授的部分原因是，无论以多么微小的方式，我相信我可以影响下一代的形态。如果你在一个更神圣的氛围中理解我，我可能会说，我是在培养公民，大学是保存民主传统的关键。
然而，正是这种文科教育的理念在过去十年里逐步受到侵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的学生并不是拥有复杂多样的历史的人类，而是就业市场上有某些工作缺陷的潜在成员，进入成年期的门槛应该致力于学习如何在一个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中竞争。
几年前，我们的共和党州长提议修改威斯康星州教育系统的使命宣言，暗示大学的目的不是 “寻求真理”或 “改善人类状况“，而是根据立法机构，“满足本州的劳动力需求”。
因此，事实是，网红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个华丽的突出表现。随着我们的文化继续将私人和公共领域混为一谈（随着这场疫情将我们的家变成了办公室，我们的卧室变成了背景，随着公共机构日益成为市场任务的牺牲品），我们已经愉快地受制于这样的想法：作为个人的价值，不是我们的个人诚信或美德感，而是我们在跨国科技公司的平台上宣传我们受关注度的能力。
然而，更可悲的讽刺是，我也经常使用自己指责网红的那种讨好策略。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获得终身职位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评价，这意味着我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动机，不一定要挑战我的学生或给她/他们应有的成绩，而是要确保他们感到安全和支持，并提高ta/他们的成绩，这样他们就不会在那些关键的期末评估上表现出敌意。我如此担心我得到的评价和长期的工作安全，以至于最近开始无意中注意到自己以销售经理一样的恭敬方式与学生交谈。
可以称其为学术界的Yelp化（译者注：Yelp是美国的一个食品点评网站）。说它是高等教育的零售逻辑。我提到这一点只是想说，如果我们对网红不顾一切地寻求赢得观众的认可而嗤之以鼻，那可能是因为那是作为一种模仿现实的夸张方式，我们都被迫将自己的个性边缘削尖，成为无害的品牌。
这是一种逻辑，从零售商的微笑到教授的轻松A，到政治家的屈服，到同事精心策划的帖子，到记者的表明道德信号的推特，再到网红的有脚本的照片。我们姿势的角度可能不同，但我们所有人都不折不扣地在算法的祭坛前鞠躬。
周日是重要的一晚，是周末的顶点晚会：在BOA牛排馆举行的豪华晚宴，所有网红都参加。
晚饭前，每个人都聚集在主屋，进行拍照和灯光合作，谈话内容主要是特朗普的TikTok禁令。男孩俱乐部的男孩们在这里，大摇大摆，懒洋洋的，在绿松石游泳池附近闲逛，表现得好像他们会把彼此扔进水里。
我问巴伦，他今天会不会做任何TikTok。
“不，兄弟，今天是星期天。这是上帝的日子，”他说。
当被问及如果TikTok被禁止，他会怎么做时，他告诉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他妈的回A&M去了。”
相比之下，克里斯托弗说，他只会尽快跳到Instagram和YouTube上，把他的粉丝分散到这些竞争更激烈的平台上。
“如果它被禁了，它就结束了，”一个名叫康纳·坦纳(Connor Tanner)的男孩说。
六周后，克里斯和阿米尔将决定男孩俱乐部的风险投资在经济上不再可行，他们将把男孩们赶出家门。男孩们会分散到洛杉矶各地，有些会回家，而巴伦会发布一个TikTok，在其中他恳请他的粉丝 “参与”他的帖子，因为他正在努力买上自己的公寓。
BOA牛排馆是一个名人的热点，当我们到达出租车站时，穿着西装、戴着配套面罩的楞头青抓住了我和摄影师，警告我们 “那里有名人”。
随后的两个小时的活动是一场露天晚宴，让人想起高中时的返校聚会。网红泰莎·布鲁克斯(Tessa Brooks)和杰斯·马尔斯(Jess Mars)。她们显然是好朋友，而且被安排坐在不同的桌子上。她们不断地互相飞吻，并以表演的音量说：“我想你，姐妹。”
很快，一个男孩俱乐部成员来到这里，他穿着一身价格高昂的街头服饰——碎花牛仔裤、宽大的T恤和一串眨眼的珠宝。他说，“哟，我在外面看到了YouTube媒体Hollywood Fix。这里有狗仔队。”
一个名叫布里坦尼·约翰逊的网红在开胃菜时坐在我旁边，解释说她是在一款名为 “边疆”的电子游戏的设计师，用她的身体作为其中一个角色的头像模型时成名的。
也许是天气太热或长期吸入野火的烟雾，但我开始觉得这个聚会正在慢慢走下坡路。每个人都开始重复同样的死板的短语和固定的答案，就好像他们的个性本身也受制于备忘录的逻辑一样。
“哥们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叫我。“百分之一百！”
又有三个人问我这是不是 “会成为一篇热门报道”。很快，天井里就出现了传说中的肯塔基赛马场内场的喧闹和邋遢，很明显，网红现在都在神志不清地浪费着时间。泰莎正在和远处桌子上的摄像师亲热，一个名叫吉吉·罗西尼的网红正在和一名工作人员争吵，而切斯试图进行干预，但没有成功。
穿着无肩带塔夫绸的泰拉·邓恩摇摇晃晃地走到查利·乔丹身边寻求拥抱，一位名叫杰伊·洛朗的人才经理请我拍照。他把我桌子上的所有女人都安排成一个衣着暴露的半圆形，我在启动闪光灯之前做了必要的倒计时。
在我拍完照片后，他朝我眨了眨眼，他说我应该点任何我想要的东西，俱乐部会买单的。他一离开桌子，17岁的伊莎贝拉·杜伦，字节俱乐部最年轻的网红，梦幻般地叹了口气，毫无讽刺地说：“天哪，他真好。”
在我们吃饭前的某个时候，我收到了一个同事的短信，他说，由于招生人数的减少和疫情的持续影响，我们的大学有1700万美元的预算赤字，预计在2月份会有裁员。
他说：“我们完蛋了。对了，你那个TikTok视频很棒。”
说我在这一刻被绝望淹没，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但似乎有必要指出，我的悲伤并不仅仅限于我的失业前景。因为我想的主要是我的学生，那些穿着运动裤和连帽衫、目光呆滞的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经常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以一种她/他们无法解释的方式悲伤，对她/他们不知道如何拥有的东西感到绝望。
网红经济所产生的人格观与渗入大学的铜臭思维一样，可能是对我们现在要求学生居住的数字化世界的最大否定。无论是普通的大学生还是社交媒体上的名人，她/他们都让我感到无法忍受的悲伤，这种悲伤似乎与我们定义做人的方式不无关系。
我尤其记得一个男孩，他在最近的一次Zoom通话中向我解释说，他在隔离期间一直躺在床上，滚动浏览TikTok和Instagram，或者狂看有名的电视节目。他说，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这与他在疫情之前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
我告诉他，我和他有同样的压力，同样渴望逃离，但有一些书，我信任的好书，也许能帮助我。
当我从手机上抬起头来时，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站起来，以一种疯狂的欢呼声相互敬酒。刚刚传来的消息是，位于奥斯汀的甲骨文公司是TikTok的最终竞标者，确保该应用程序将继续在美国使用。
民主正在消亡，大学正在崩溃，灰烬正在从天空中飘落。但至少现在，这个平台和它所催生的整个生态系统已经被拯救。
“为有史以来最好的屋子干杯！”孩子们喊道。当她/他们的酒杯开始碰撞时，我的头脑奇怪地变得安静。洛杉矶夜晚的黑暗吞没了她/他们的声音，模糊了她/他们的面孔。一时间我失去了事实与虚构、形象与实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所有区别。
有那么一瞬间，我不记得我是谁，也不记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片美丽的年轻人的海洋中，她/他们都渴望得到认可，这些年轻人的整个生命就在眼前，在绝对的中心位置一片虚无。TikTok是未来的标志，它已经让人觉得是过去的事情了。它是我们15秒成名时间的倒计时，是世界在倒计时时发出的声音。
